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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楼梦》的成书研究

  《红楼梦》成书新探

  红楼文化

  我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兴趣,是因读了前五回的文字,始终不相信曹雪芹生前只写出一个半截故事,就“泪尽而逝”;也不相信后四十回,是高鹗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凭空补写而引起来的,谁知问题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,常被困扰在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疑团之中。

  大家知道,关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成书经过,历来众说纷纭,甚而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。如吴世昌先生曾认为在《红楼梦》的成书过程中“最初有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和脂砚斋的《石头记》(或《风月宝鉴》)后经曹雪芹把二书合并,增删五次,不断加工,遂有传世八十回之书”。

  对此,戴不凡先生却列举了大量例证,来说明《红楼梦》“是曹雪芹在石兄《风月宝鉴》旧稿基础上,巧手新裁,改作成书的”,但尚未“全部竣事”。

  而红学界的普遍看法则是“曹雪芹经历了‘十年辛苦’五次删改,才写定《红楼梦》的前八十回,后几十回有个初稿,还来不及改定,就被贫病夺去了生命,竞使这部小说成为未完成的伟大作品”。

  然而我的看法是:以上三种意见虽然都有一定根据和道理,但共同点则是把现存传世前八十回的构成,都直接归于曹雪芹的“十年辛苦”,“五次增删”,这在研究上,大概是受了那位“前辈姻戚有与之(雪芹)交好者”的裕瑞的影响,故认为这三种说法在立论上都不是解释疑团,说明真相的正确途经。因此一九八五年全国红学讨论会上,曾不揣冒昧地以《红楼梦成书新探》一文提出来参加讨论,当时的主要论点是:

  一、曹雪芹早在生前十年,就已从头至尾基本写出了《红楼梦》的整个事故,其手稿最初在他的至亲好友之中秘密传阅评论(“初评”)时,也原是一部内容直至末回《警幻情榜》的完整故事。而后几十回的破败悲剧过程,既不是“来不及改定”,也不是什么“被借阅者迷失”,而是因涉及到当时建封统治阶级内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斗争,不敢让它原原本本地流传出来,被有意抽藏,删弃的。

  二、现存传世前八十回,亦非雪芹原稿前八十回的结构面目,而是从原稿全书中抽选出来,经过脂砚斋重新组织,另行结构而成,所以一开始传抄出来书名就叫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这与曹雪芹于“悼红轩”,中经历的“十年辛苦”,五次增删,实际是性质不同,不能相混起来推考的两个阶段。

  三、后四十回,是在雪芹死后不久,其亲友按照原著后半部的大致轮廓和情节线索加以改写,并逐渐以百二十回之目录正文流传出来,为程伟元陆续搜得“集腋成裘”,再邀请高鹗一同“细加厘剔,截长补短”抄成全部的,并非二人在“冒名顶替”,凭空续补。

  会后即分别以《论(红楼梦)前八十回的成书经过》。《“甲戍抄阅再评”之我见》,《曹家“再遭巨变”质疑》、《红楼续书论小泉》等发表。此后上海师大徐恭时先生曾致函,按上述观点可写一篇专论《红楼梦“初评”探源》的文章。贵州民院曾祥麟老师也建议,将“初评”面目“重新纂组”出来。但由于在收集有关曹雪芹家事材料中,意外发现与曹家关系甚密的尹继善,在云贵总督任上,曾写有不少关于黔东南苗民反清斗争的《情形折》呈奏雍正、乾隆,而事件即发生在本人生活工作所在地,于是一直忙于收集有关史料,撰写长篇历史小说《苗王包利》(后改为《古州风雷》于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

  现二十多年过去了,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,本人对上述观点仍一直深信不疑,有些问题甚而越来越觉得明朗化,于是重新整理补充成这个小册子,仍以《(红楼梦)成书新探》之名,求教于广大爱好者和专家们,并以此质疑于近几年来刘心武同志陆续发表《红楼梦揭谜》中的原型探佚。

  因问题涉及面较广,且错综复杂,为便于前后联系思考,有必要将本人对整个成书经过的看法先列一简单图示。文中凡称“原稿”的地方,均意指书中情节的结构布局有别于传世前八十回,其中列举的例证和引文,都为红学研究者们熟悉并经常引用,本文只是从另一角度对其作不同的理解而已。故一般不另注出处或全引。

  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及社会关系

  《红楼梦》的成书研究

  由于《红楼梦》给我们留下的“烟云模糊处”实在太多,几乎每一个问题的提出,都会引起两种以上的不同看法。比如它究竟是曹雪芹的家事“自叙传”?还是一部综合社会现实的历史小说?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的认识,故按本人的观点,有必要先辟此一章,综合论述如下:

  一、关于曹雪芹的生年及血缘关系。

  在《红楼梦》的成书研究中,首先接触到的是作者生年问题,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记载,人们长期以来都只能从他的卒年推断(关于卒年,无论“壬午”说,还是“癸未”说,因仅一年之差,并非关键,此不辞费)却又因此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说法:一是根据雪芹好友敦诚的《挽曹雪芹》诗:“四十箫然太瘦生”,“四十年华付杳冥”,认为雪芹晚年与敦敏、敦诚兄弟一直保持着交往,而且敦诚又亲自参加过送葬,故他说的“四十年华”应基本可靠,由此上推雪芹应生于雍正二年(1724)左右,活了四十来岁,持此说者多半主张他是曹兆页 之子。但其中的疑问是:他若生于雍正二年,那么雍正五年江宁织造曹家被抄时,仅三岁左右,雍正元年其祖舅苏州织造李煦被革职抄家时,他尚未出生。这显然又与敦氏兄弟说他“燕市哭歌悲遇合,秦淮风月忆繁华”,“扬州旧梦久已觉”“废馆颓楼梦旧家”的生活经历不切实,同时也与他在《红楼梦》中“备记风月繁华之盛”的描写,以及在其中运用许多江南方言,风土习俗不吻合。故多数研究者按他另一好友张宜泉的诗注“年未五旬而卒”,说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享年四十八岁左右,持此说者又多半主张他是曹禺页 的遗腹。

  其实在红学研究中,我们既然一致将雪芹曹霑,作为江宁织造曹寅之孙,那么根据有关曹家档案资料及《曹氏宗谱》的发现,这个生年血缘问题,就应基本得出结论,因为曹禺页 既是曹寅嫡生独子(乳名连生,后虽“连生”一弟珍儿不幸早殇),他自己也曾在奏折中说其父“只生奴才一人”,而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病故后,其子曹禺页 继任江宁织造不足三年。又于康熙五十四年初病死于北京。康熙为维持曹家不败及予令 全骨肉之意,才特地指使李煦选择曹寅堂弟(注:不是胞弟)曹荃的第四子曹兆页 ,过继并袭任江宁织造。从血统上看,本来曹寅一支已经绝后,但曹兆页 却在接任江宁织造这年三月初七日的《代母陈情折》上说:“奴才之嫂马氏。因现怀孕,已及七月,恐长途劳顿,未得北上奔丧,将来尚幸而生男,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”,幸好“皇天护佑”,当年六月左右马氏果然生男,曹禺页 不但有嗣,曹寅也终于没有绝后,而这个遗腹子无疑就是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和《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》里明载的:“十四世,天佑,禺页 子,官州同”。同时这两种《族谱》曹兆页 名下,都未见载有子嗣。

  既然前有曹颙奏折中“只生奴才一人”之说,后又有曹頫\ “奴才之嫂马氏,因现怀孕,已及七月”之奏。加上《曹氏宗谱》里明载,(注:《族谱》只有漏记,决无弄虚作伪,否则就乱了血缘行辈关系)倘若这还不足以证明 “颙子,天佑”,即雪芹曹霑的话,我们又凭什么更翔实的资料,将《红楼梦》作者坐实为曹寅之孙,并连篇累续地推论呢?按照当时的封建观念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这个马氏遗腹于曹寅,曹禺页 统绪有继意义非同一般,故取名“天佑”,实有“受天之佑”“皇天护佑”之意,正如王利器先生所说的与曹霑之名,即“沾恩抚循”“圣主之养民也,仁沾而恩洽”的义取完全相同。

  此外,一些口碑传闻也可为曹禺页 遗腹佐证,如力主雪芹为曹頫\之子的周汝昌先生,就曾在《曹雪芹与苏州》一文中提到:“有人说曹雪芹根本不是生在南京,而是出生坐落在苏州带城桥 的苏州织造衙门里”。吴恩裕先生也曾提及有一则口碑说曹雪芹生于苏州织造府。特别徐恭时先生提到一九六二年,听一位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多年的陈子彝 先生,说抗战前苏州老一辈人都说雪芹是生在苏州织造府。当地还有一小报记述曹雪芹出生在苏州织造府中之事。为什么会是出生在苏州织造李家?据徐恭时先生搜查到的另一条材料说是:因“李煦之妹在儿子故世后,虽然康熙帝指定把曹兆页 继承为子,因看到媳妇马氏有孕,如果生孙,将产生曹家继业者的冲突,为了宽慰媳妇之心,所以带她去李家居住,而生下的孩子正是雪芹”。这倘若不是在根据所发现的曹家档案资料进行编造臆断,而真是来自当地抗战前的传闻,总不会是空穴来风,即按“自叙说”推测,“宝玉”不正是那一僧一道带到 苏州城“阊门”外去“幻形入世”的么?再结合史料,也许正因为雪芹是出生于苏州织造李家,曹寅后继有人,其祖母李氏才欣喜得竞亲自赴京“恭谢天恩”,李煦得知才立刻“骑马”拦截,“行至滁州地方”,方把其妹拦回来。

  关于曹颙遗腹说的争议,除敦诚的“四十年华”可能记忆有误或指成数之外,有的研究者又从脂评中找出一些所谓的硬证加以否定。我们承认脂评对《红楼梦》及作者生平研究虽有不可否认的资料价值,但批者多人(仅署名的就十人)前后加批从甲戍前的“初评”至“甲午八月泪笔”达二十年之久。其中许多不仅用意不明,含混不清,并有不少批语是在成书问题上替作者进行掩盖,如不加分析地一概引以为证,同样会陷入无法索解的矛盾之中,故对此有必要申说如下。

  例如甲戍本第一回那条针对那段书名演变过程,并对作者问题引起争议较大的眉批:“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,乃其弟棠村序也,今棠村已逝,余睹新怀旧,故仍因之”。

  按这条批语,说《风月宝鉴》究竟是雪芹的旧作呢?还是他人写的一本旧书?“故仍因之”又是什么意思?这不仅在作者问题上引起了许多推测,并被引以为证说:“遗腹子哪来的其弟棠村为旧有的《风月宝鉴》作序?”而笔者的理解是:此批所针对的那段书名演变过程,《风月宝鉴》不过是作者按书中的内容为印证“五次增删”,所题的五种书名之一,也是他在成书经过上故设的一道迷障,其中的题名者除“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,纂成目录,分出章同,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”的曹雪芹实有其人之外,其他题名者连化名都不是,纯系作者本人虚拟。如果按照书中“卜世仁”(即:不是人)。“姓贾名化,字时飞”(即:假话实非);“甄士隐”(即:真事隐)“贾雨村”(即:假语存)“英莲”(应怜)、及元(原)、迎(应)、探(叹)、惜(息)等等,这种惯用的协音取义来附会的话,那个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的空空道人,自然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,而题曰《风月宝鉴》的东鲁孔梅溪,则是第十二回《贾天祥正照风月鉴》中的“空美妻”或“恐霉妻”,未必真是孔圣人的后代?因那块“宝玉”并非来自大荒山青埂峰,故题曰《红楼梦》的吴玉峰,亦为“无玉峰”,而实际就是曹雪芹在“悼红轩中”,“演出这悲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同样又哪来一个于“十年辛苦”披阅增删之前,(应为“甲戍抄阅再评”的十年之前),就已逝的雪芹兄弟棠村为旧有的《风月宝鉴》作序?这不显然是在骗人?遗腹子当然没有其弟,所以《曹氏宗谱》及其他资料也查无此人。再说这个其弟棠村既在。“甲戍抄阅再评”的十年之前已逝,究竟多大年纪,小其兄雪芹几岁?既早逝为什么后来又在脂本上冒出了那条暑名“棠村”的批语?

  此外,庚辰本第十七、十八合回,写到宝玉听说父亲贾政进园,便带着奶娘小厮一溜烟就跑,侧批云:“不肖子弟来看形容,余初看之不觉怒焉,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,因思彼亦自写其照,何独余哉?”同一回写贾政带宝玉游园后喝道:“你还不去!难道还逛不足?也不想逛了这半日,老太太必悬挂着,快进去!疼你也白疼了”,此句下双行夹批云:“如此去法,大家严父风范,无家法者不知”。

  又第二十二回写贾母带全家人在家常取乐,因有贾政在场,平时长谈阔论的宝玉便“惟唯而已”此句下双行夹批云:“写宝玉如此,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,断写不出此一句”,接着在史湘云也“扌甘 口禁言”下批道:“非世家经明训者,断不知此一句”。后面又在众人皆因贾政在场,使一席家常取乐,反见枸束下批道:“非世家公子,断写不及此”。

  以这类批语作为否定曹禺页 遗腹的所谓硬证,说曹雪芹如果真是一个连父亲也没见到的遗腹子“非世家曾经严父之训者”,何来这些亲身经历,“自写其照”。这完全是按照家事“自叙说”,将小说中的宝玉与作者等同起来了,如按此推论,那么曹雪芹还得被捕下狱,最后出家当和尚,死时就没有敦诚所谓的“泪迸荒无寡妇声”。其实《石头记》评点中的一大特色是:批书人无论是否雪芹的至亲好友,几乎都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口吻,而是为了使此书“不失其真”。基本都在按开卷第一回的“作者自云”将书中“所记何人何事”,也以其中一个角色来进行评点,故批语中常出现所谓“作者与余实实经过”,一同“领略过乃事,迷陷过乃情”,“真有是事”,“实有其人”“盖此等事作者曾经,批者曾经,实系一写往事”等等,甚而使人感觉批书人曾直接参与写作,为作者提供素材,仿佛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共同创作出来的家事自叙传。

  实际上这一类批语所指的往事,又多半系当时一般仕宦人家常有的生活细节,而那种严父慈母的“大家风范”作者也完全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加工塑造,难道一个出生在封建世家,后曾与上流社会有过广泛接触交游的遗腹子“非实实经过”那种“严父之训”就“断写不及此”也“写不出此一句”?若以这类批语为证否定遗腹说,岂不连“逢叙说”和曹雪芹的著作权也否认了?

  总之,笔者认为除非另外发现有明载雪芹或曹霑不属“禺页 子”的《族谱》,或者另外发现这个“天佑,官州同”的其他社会活动资料,否则这个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左右的曹禺页 遗腹,便可基本肯定就是乾隆十年后,曾在虎门“宗学”当过差,并结识敦氏兄弟等人的君圃曹沾,其祖舅苏州织造李煦革职被抄时他已六,七岁,曹家被抄迁回北京时已十三、四岁,不仅与他经历的“秦淮旧梦”等幼年往事合拍,也与张宜泉说他,“年未五旬而卒”完全吻合。

  二、《红楼梦》中的家世素材

  由于“自叙传”的先入之见,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红学或曹学的研究中,往往只着重于把江宁织造曹家的兴衰际遇,悲欢离合同书中的贾府联系起来,结果发现不少的家事素材实际对不上号,曹家也不象贾府那样彻底败亡,一蹶不振。于是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按自叙说,把问题引向乾隆初的曹家中兴再振,后又因政治上受牵连而“再遭巨变”。

  其实要全面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意图,以及探索书中所反映的家事素材和时代背景,就不应忽视苏州织造李家的兴衰及彻底败亡过程,因雪芹的祖父曹寅与祖舅李煦,不仅是亲密的郎舅关系,并在康熙眼中二人“同事一体”。《红楼梦》的不少重要素材,有可能直接或通过其祖母取自苏州织造李家。

  (一)从所发现的资料看,康熙与苏州织造李家的关系,较与江宁织造曹家更为密切。因李煦母舅王国桢之女,约在康熙三十年被选入宫,封为“密嫔”,后称顺懿密妃,这就是汤右曾在《赠两淮巡盐》李煦诗中提到的:“琰琬韫已辉,椒房香可纫”,大家知道,“椒房”指汉代后妃住的宫室,因用花椒和泥涂抹四壁,取其温暖香气,又因花椒结子多而兼取多子之意,故后世均以椒房指后宫嫔妃居处(周汝昌先生据此推测,可能李煦还另有一女被选入宫),这王密嫔曾为康熙生了三个皇子,即十五子允礻禺 ,封愉亲王,十六子允禄封庄亲王,十八阿哥允礻介 ,按李煦奏折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早殇,年仅八岁。这说明李煦之父李士祯应称这位王密嫔为内侄女,她与李煦系表舅兄妹,而王密嫔称李煦之母文氏为姑母,李煦称王密嫔之母黄氏(病死于苏州织造府,此事李煦有专奏)为舅母;康熙即是李煦的舅表妹夫,允礻禺 ,允禄两位亲王同李煦则是表舅关系。而在所发现的资料中,曹家除曹寅曾为康熙侍读,其母孙氏为康熙乳母,其长女嫁与平郡王纳尔苏为福晋,次女另嫁一郡王之外,整个曹氏家族还没有发现有被选入宫为嫔妃的资料,这不仅说明李家与康熙的关系较曹家更为密切,更沾“皇亲国戚”的边,同时也说明《红楼梦》中,有关贾元妃省亲的素材,有可能取自李家,而不是曹家。

  (二)不但李煦生母文氏(李士祯之妾)与曹寅之母孙氏同为康熙乳母,其妻韩氏也曾多次陛见过康熙,如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,韩氏临终前曾说:“我屡屡蒙万岁天恩,心中时刻感激,目下我的病势如此,自然不能再见天颜的了,但受恩深重,不及亲见儿子以鼎当差效力,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”。这与《红楼梦》中所谓“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侯看视”也基本合切,而曹家则无此殊荣。故韩氏死后康熙也满足了她的愿望,准其儿子李鼎入宫当差。到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,李煦亦在《谢命李鼎随行南来照顾》折中说:“蒙圣心察知奴才迈母在堂,喜于膝下有孙,因将李鼎不留当差,命随奴才回苏,一家老幼无不蒙深仁体恤”,次年八月康熙欲往热河避署,围猎,又召李鼎随驾,李煦亦在《谢召见李鼎折》中说:“又蒙圣恩准其随驾出口……且蒙温旨下询及奴才,兼及奴才之母”。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其子回到苏州,谈及圣上行围哨鹿时,如何骑马射箭打枪射鹿之事,次日李煦再奏称:“奴才之子李鼎,蒙允追随哨鹿,因未得见所见,且蒙赏赐克食,恩荣已木亟,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,复蒙万岁垂颜讯及,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”。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文氏病故,次日李煦即以《生母病逝遵命代具谢恩折》奏称:“其母病重时曾吩咐奴才:‘我蒙万岁隆恩,赏给诰封,就是历年以来,汝面圣时节,必蒙问及,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,又蒙万岁温颜垂问。我是至微至贱的人,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,倘我身子不起,汝要具折为我谢恩’”。从这些涉及家事的奏折看,可见康熙对李煦一家老幼那种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,直到晚年对其乳母仍时时关切,每每询及。

  此外,文才方面李煦虽没有妹夫曹寅那种造诣和名望。但李煦在监视江南官场,密报民情动态方面,也似乎比曹寅更尽心效力。如所奏《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探听宫禁之事,摇惑人心折》,《王鸿绪等乱言目下东宫虽已复位,将来难定折》等,这类剌探“宫禁”,涉及太子废立之事,康熙因“无可托人打听”,才叫李煦密秘奏闻的,并咐“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,若有人知,尔即招禍矣”,李煦奏闻后,还担心打发回去恐途中失落,而将此类奏折,“同毁不存,以免祸患”。至于经济方面,李煦更是从织造事宜,两淮盐课,到江南米价,承办铜角力 ,地方灾情,天气晴雨无不一报,仅他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苏州织造任内,所呈奏折就比曹寅,曹禺页 、曹兆页 父子三人同期所奏多出好几倍。

  另在康熙恩准曹,李二人轮流兼任两谁盐课的问题上,曹寅于第三任病故后,第四任本应另遣他人,而李煦却自恃与康熙的特殊关系和借口替曹寅弥补亏空,不仅要求代管了曹寅第四任,此后又一再为钱伸手要官,康熙亦对他一再破格天恩,先后准其兼理两准盐课肥缺达八任。

  (三)《红楼梦》中不仅写了许多外国物品,并在第十六回借王熙凤之口说:“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,凡有的外国人来;都是我们家养活,粤、闽、滇、浙所有洋船货物,都是我们家的”。第五十二回薛宝琴亦说:“我八岁时节,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买洋货”等,这类小说中的素材,也亟有可能是雪芹从祖母口中取自李家。因李煦之父李士祯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,曾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,二十四年清王朝政府对外开放海禁时,就在粤海、闽海、浙海、江海四外开设海关机构,当时多数外国货物经港,澳由广州输入,李士祯任广东巡抚期间曾发布过“分别住行赋税的报告”,并以官设牙行(指官商或皇商)与外国商人接触活动频繁,其中接待外国贡使,接受西洋贡品亦正是当地巡抚任内之事。

  另李煦本人在康熙三十二年接任妹夫曹寅的苏州织造之前,曾任宁波知府,而当时宁波也是一个与外商接触的口岸。因此,李氏父子也可能曾替曹玺,曹寅承办的皇家织造采办过洋货,即书中所谓的“领着内帑钱粮,采办杂料”。

  (四)关于书中借省亲写南巡之事,作者通过赵嬷嬷之口说是:“江南甄家,好势派,独他家接驾四次”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就是江宁织造曹家单独接驾了四次,其实,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,其中第三、四、五、六次,苏州织造李家不仅都接驾过,而且其场面盛况有较详细的资料可考。

  《红楼梦》的成书研究

  如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,以苏州织造为驻跸地,李煦曾为此大兴土木“加辟而新增之,敞以亭阁,延以廊庑,翠竹碧梧,交荫于庭,清风徐来,则飒爽衣袂间”,对此康熙还题了一幅“修竹清风”的遍额,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,李煦为准备第二次接驾,又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,并增设戏台,看戏厅,内戏房。同时还召苏州当地寒香,妙观两个戏班优伶排演《长生殿》、《千金记》等剧目,圣上观后“甚见嘉奖”,并在戏班中各选二、三优伶,“供奉内延”。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,由李煦与曹寅郎舅二人各捐白银二万两,在杨州三汊河修建行宫,当时李煦幕友张云章在《赠织造李公二首》中,就有“三开阊阖作天门”之句,并注云:“公自居职,三遇皇上南巡驻骅织造府”。另有人在《圣驾五幸江南恭录》一书中记载:“行宫宝塔灯火如龙,五色彩子铺成古董,诗画无记其数,月夜如昼”。其中并记有李煦在苏州恭迎圣驾的详细情景:“三月十七日午刻,(御舟)进苏州阊门,泊舟,织造李奏准……沿途河边一带数里,设戏台演戏恭迎。过街五彩天蓬,张灯结彩,由大街至苏州织造,内备行宫驻骅,又献故事孩童抬阁七座”,“四月十二日自杭州回,午刻抵苏州……未时进葑门,抵达新建行宫驻骅,又织造府李进宴,演戏”。由此可见当时李家那种接驾盛况。

  其实康熙几次南巡并非一处而返,因李煦、曹寅二人轮流兼任两淮盐课,每次除自备行宫恭迎之外,还得随同前往扬州、杭州等地侍候。李煦另一友人张符骧在《竹西词》中说:“难遇扬州六度春”,指的就是康熙四十六年最后一次南巡,他们第四次接驾。《红楼梦》中说的这种“虚热闹”在张骧符的诗中也被讽剌为:“五色云霞空外悬,可怜锦绣欲瞒天;玉皇闹里凝双眼,真说家余跨鹤钱”。“三汊河干筑帝家,金钱滥用比泥沙”。这正是书中借见过那种“大世面”的赵么么,之口说的“好势派……银子成了土泥”。从这些资料看来,李煦在奉迎铺张上似乎比曹寅更为放手,也确象书中说的,为买这个“虚热闹”“拿着皇家银子往皇帝身上使,‘罪过可惜’四个字竟顾不得了”。

  实际与其说书中借省亲写南巡,不如说作者在借省亲写建造大观园。曹家既无人入选嫔妃,那么其中“修盖省亲别院”等素材,也就显然不是来自江宁织造曹家。故“京华何处大观园”曾引起了种种猜测,有的说是南京隋园故址,有的说是北京恭王府,有的说是“折迁改造”,也有说是其中很多景物,取材于苏州园林建筑的各种特景,如拙政园,仓浪亭,东园及李煦在葑溪构筑的园宅等等。实际上小说却明明说是一个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大观园,是作者综合南北各地园林建筑特色,加上自己的艺术结构而成。

  三、苏州织造的彻底败亡

  雍正刚一即位于元年三月,为何首先就将苏州织造李煦作为重点惩治的对象?从有关资料看来,这不单纯是经济上的亏空,而主要是因亏空牵涉到政治问题,这也是由于康熙与他的特殊关系,一再迁就容隐的必然结果。如前所述,李煦预备南巡接驾一次“金钱滥用比泥沙”,而四次接驾究竟滥用多少,奏销了多少,康熙对此未必心中有数。据他对各位臣工说:“曹寅、李煦用银之处甚多,朕知其中情由”。故恩准二人轮流兼任两淮盐课的肥缺,就是有意让他们用所获的余银填补。即所谓“朕屡次南巡,地方官预备纤夫,修理桥梁,开竣河道,想皆借用帑银,原翼陆续补足,而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(几乎三年两巡)填补不及,遂至亏空如此之多,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”,故对大臣们的种种异议,他却说是:“钱粮册籍,皆有可考,地方官因借公挪用之名,盈千累万,馈送于人,若加严讯,隐情无不毕露,朕意概从宽典,不更深求”,什么隐情毕露,不便深求?以李煦、曹寅的身份地位,究竟“馈送”于何人?言外意即指向诸皇子打点“馈送”,只要将李煦的经济亏空账框算理顺一下,即可看出他越到康熙晚年,为剌探到的官禁动态,以防不测而向诸皇子打点之事就越严重。

  至于曹寅却似乎不象李煦那样贪婪和有恃无恐,他对于兼任盐课之事早想洗手,曾向康熙哀奏:“臣身内债负,皆系他处私借,况两淮事务重大,日夜悚惧,恐成病废,急欲将钱粮清楚,脱离此地”。故他于康熙五十一年临终时,据李煦奏报遗言说:“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,又两淮商欠钱粮,去年奉旨官商分认,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。而无赀可赔,无产可变,身虽死而目未瞑”。李煦便乘机奏请代管一任,以所获余银填补。康熙亦批道“曹寅与尔同事一体,此所奏甚是,帷恐日久尔若变了,只为自己,即犬马不如矣!”,说明康熙亦知其性贪先打招呼,然而仅代管这一任的结果,按李煦在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折中自报:

  今臣于十月十二日已完代理一差之事,谨遵旨意,不敢自图已私,凡一应余银,臣眼同两淮商人亲交曹禺页 ,而计所得之银,共五十八万六仟两零,内解江、苏二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,解江、苏二织造买办,修理机房,自备船支,水脚钱粮共五千两,解江宁织造衙门备办诰命,神帛,养匠钱粮一万二千两零,代商人完欠归收运库二十三万两,又解补江宁织造衙门亏九万二千两零,共五十四万九千两零,臣俱眼同曹禺页 解补清完讫,尚余银三万六千余两,俱曹颙收受。

  幸康熙先打招呼,故有余银三万六千余两,俱曹禺页 收受,而年底曹禺页 却奏称“恭送主子,添备养马之需或备赏人之用”。康熙便对此批道:“当日曹寅在日,帷恐亏空银两不能完,身没之后得以清了,此母子一家之幸。余剩之银尔当留心,况织造费用不少,家中私债,想是还有,朕只要六千两养马”。

  按李煦的自报,仅代理曹寅盐政一任所得盈余,就不但已把曹家亏空,欠公欠私,内账外账,甚而两家织造钱粮费用全部解补结清,还有剩余要送主子养马,由此看来李煦连续几任后有关接驾亏空也早应清完。但他馈送打点究竟挪 用了多少不知底细,仅七个月后在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一的《请再派盐差以补亏空折》中又说:

  巡盐所得余银,每年约五十五,六万两不等,内应发江,苏现年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,代补商人积欠二十三万两。除此之外存剩者止十万余两……明年无可再补。因此曹寅“日夜悚惧,恐成病废”之事,他却乞求“再赏差数年”,并说是“臣思曹寅亏空虽补,其子将来当差尚虑无银,而臣于存剩之十余万两内,应帮助曹禺页 办差银若干两,伏侯批示遵行”。

  这明显为钱要官找借口,故康熙未批,并说道:“此件事甚有关系,轻易许不得”,办差所需钱粮,却叫新任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补,但到了次年正月,李煦又在《奏安排曹禺页 后事折》中说:“江宁织造亏欠未完……当亲至江宁与曹兆页 将织造衙门账目的彻底查明”。

  此外,李煦原在布政司每年领取钱粮十六万两采办布匹,康熙四十四年后因内库布多,户部题奏停办。这次要求“再派盐差”数年以补亏欠未获批准后,便于次年六月十五日,又以原采办布匹遗留亏欠为由奏请“仍赏奴才采办”,对此康熙亦批道:“这事难行,还有一折留下再察”。(指江宁织造亏欠未完折)然而到了年底经他查明奏报,竟然冒出江宁、苏州两织造处尚有欠银共八十一万九千两。由此可见李煦在处理两家钱粮上,也是一本说不清,道不明的糊涂账。为此,次年七月李陈常病故后,康熙于九月二十六日不得不又破格天恩:“两淮盐课着李煦再监察一年”。并在他的《谢再监察两淮盐课一年折》上批道:“此一任比不得当时,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。若有疏忽,罪不容诛矣”。而这一任满后两家所欠八十二万两仍未清结,康熙又不得不借口以“九卿奏请将李煦再留一年”。直到五十六年十一月七日,李煦才在《本任盐余除补亏项尚剩二万余两存库折》中奏称:两家所欠“照数全还”。

  在康熙一再徇私容隐之下,李煦先后兼理两淮盐课达八任,按他自报每任所获余银五十五,六万两,八任计获余银的四百五十万两,加上李陈常代补亏空,合收盐课余银约五百万两(注:采办织造布匹一项,却是每年在布政司领的十六万两),除接驾亏空早已奏销外,按理所有内债外欠也应全部结清,然而在康熙五十九年下令清理直隶,各省钱粮亏空,并谕户部行文各督抚确议具奏时,他又奏《请以浒墅关赏与兼营折》恳求恩准兼理苏州浒墅关钱粮,并明说是:“容奴才每年奏销时,以余银奏明,如少,求赏奴才作当差用;如多,即当进献以佐公费”。而康熙对他这种贪婪,一再要官为钱愠言回绝道:“监督回时,还当许多差使,况尔年老多病,当静养无事,方保残年,倘若被苏州骗子所欺,悔之无及矣,名声也要紧”。但因督抚清查情迫,他哪还顾得自己的名声和年逾七旬的高龄,于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初八日,又奏《请再赏浒墅关差折》,并翻出陈年老账说:

  康熙四十七年奉部裁减段匹,苏州每年止用银六万两不等,下剩四万银有零,除五十二年以前已经奏明补还外,自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九年止,共该存剩银三十二万两零,奴才因历年应酬众多,家累不少,致将存剩银两借用……伏求主子终始大恩,再赏浒墅关差十年,每年于正额钱粮之外,原进银五万两,再补还存剩银三万二千两零。

  按他自报的这笔陈年老账,如每年补还三万二千两,需兼理浒墅关差十年之久,至八十余岁才能补完。然而此时康熙因皇储之争,已弄得昼卧不宁,连自己的饮食起居,也被皇子派人监视探听,李煦伏求之事,已再也顾不得了。

  通过上述对李煦钱粮亏空问题的大致疏理,他兼理盐政八任所获的余银数百万两,除弥补接驾亏空和部分织造费用之外,究竟滥用于何处?若说是置家产,据后来查抄,“全部估银”也才“十二万八千四百余两”,由此可以看出所谓“历年应酬众多”,虽不敢明奏,康熙却知底细(如他死后,雍正五年查出用银八百两卖五个苏州女子送阿其那,仅其中一例)故曾告诫过他“尔向来打点处太多,多而无益,亦不自知”,指的即是他“乱投门路”向诸皇子应酬,打点(其中也不排除诸皇子为夺嫡之用向他勒索),而那位“系四十年阅历世情的雍亲王,更是洞查情由。所以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刚即位于元年三月,对他空亏之事既不先经清查,也不宽限时日,就下令将他革职查办,不仅逮捕其妇孺家人十四口,连苏州织造署中一些文士也被入狱严审。倘若这不是因钱粮亏空牵涉到政治问题,那么据查抄其家产的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称:李煦亏空三十八万两,除没收苏州在京的全部家产,仅估银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外,还欠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余两,怎么不按雍正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,宣谕各省督抚清厘亏空时,所谕令的宽限三年归还,就把他定为“奸党”?连他那表外甥庄亲王允禄,也象书中探春说的“恨不得你吃了我,我吃了你”。竟奏称要将他“处斩”,后雍正虽然对他网开一面“着宽免处斩,发往打牲乌拉”,也终于落到象原稿中宝玉后来那种“寒冬噎酸韭,雪夜围破毡”的悲惨境地,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独自处在那冰天雪地中“敞衣破帽,恒终日不得食”,受尽饥寒折磨,熬不到两年便已身亡。其家人奴仆二百十七口,先是在苏州变卖,因是旗人无人敢买而统统押解上京,除挑选十余口送给年羹尧之外,其余“变价”出售不知流散何方。这正如《红楼梦》原稿中的贾府,最后“家亡人散各奔腾”,“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

  四、曹家被抄并非受政治牵连

 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被抄的原因,不少研究文章也把它与康、雍年间的那场皇室内部斗争联系起来,以为主要是“政治罪案”。其实只要将曹家被抄前后过程梳理一下,亦可看其性质与苏州织造李家完全不同,不过问题得从雍正上台说起。

  大概因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作品之故,过去(尤其以阶级斗争论主导学术研究时期),一提到它的作者曹雪芹家被抄,便对雍正加了许多不实之词,如“阴谋篡权”“穷治政敌”“好抄人之家产”等等。平心而论,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,雍正算得是一个既奋发有为,又精明苛严的君主,他的即位对康乾盛世承上启下,起着重要的,可能其他皇子都起不到的历史作用。故在他统治几年后曾说:“朕返躬内省,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,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”。这并不完全是他在自我标榜。从大量有关他的史料看,在短短十三年的统治中,确是惟日孜孜;励精图治,始终抱定兴利除弊的改革宗旨。在振兴经济,澄清吏治,整饬官场宽严相济方面,更胜其父康熙 和儿子乾隆一筹。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已有公论,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目的,但为了说明曹家被抄纯属经济问题,不是因受什么“政治牵连”,这里仅就他一上台便针对康熙遗留的官场时弊,谈谈他那种整饬吏治,清厘亏空,以至形成当时那种“凡系旧家大抵皆破”的社会现象。并以此证明《红楼梦》的家事素材和反映的时代背景,主要是在康、雍年间,扯不到乾隆初什么曹家中兴再振,又卷入皇室内部斗争而“再遭巨变”上去。

  首先,我们从雍正刚上台不到一月的日理万机中,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,就立刻宣谕各省督抚清厘亏空的全文看:

  《红楼梦》的成书研究

  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,正复不少。揆劂所由或系上司勒索,或系自己侵渔,岂皆因公挪用?皇考好生如天,不忍即正典刑,故伊等每恃宽容,毫无畏惧,恣意亏空,动忄轧 盈千累万,督抚明知其弊,曲相容隐,乃至万难掩饰之时,又往往改侵欺为挪移,勒限追补,视为故事,而完全者绝少,适延数载,但存追比虚名,究竟全无着落。新任之人,上司逼受前任交盘,彼既畏大吏之势,虽有亏空,不得不受。又因以启效尤之心,遂借此挟制上司,不得不为之隐患,任意侵蚀,辗转相因,亏空愈甚,库藏全虚。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,关系匪浅。朕悉此弊,本应即行彻底清查,重加惩治,但念已成积习,姑从宽典。除陕西省外,限以三年,各总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。凡有亏空。无论已经参出及未曾参出者,三年之内,务期如数补足,毋得苛派民间,毋得借端遮饰,如限满不完,定行从重治罪。三年补完之后,若再有亏空者,决不宽贷。其亏空之项,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,其实在侵欺入已者,确审具奏,即行正FA。倘仍循私容隐,或经朕访闻得实,或被科道纠参,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。

  这道严词宣谕,对当时官场种种时弊可谓了如指掌,切中肯絮,在实施处理上条理分明,措施得力,宽严有序,与康熙于李煦,乾隆对和坤那种一味姑息,宽典养奸截然不同。接着次年又谕九卿詹事科道:

 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。朕在藩邸知之甚悉。此乃国帑所关,亟为重大。故朕特令怡亲王管理清查,并谕怡亲王:“尔若不能查清,朕必另遣大臣,若大臣再不能查清,朕必亲自查出”。

  由此可见雍正那种“经国用而教后人”的吏治决心。所以他刚一登位,一面在政治上平息“逆党”,一面在经济上采取清厘亏空,摊丁入粮,耗羡全数归公等一系列改革措施。因早洞悉苏州织造李煦在亏空问题上与“逆党”有关连,故既不经督抚稽查,也没有对他实行“三年补完”的宽典,一上台就将他从重治罪。

  至于曹家的钱粮问题,曹寅遗欠已早用盐课余银补完,并有结余要恭送康熙养马,后又查出两家合欠的八十一万九千两,李煦也早奏称“照数全还”,可怎么在雍正五年底下令查抄时,还说是“亏空甚多”呢?这如果是曹兆页 后来挪用,也应当先经稽查得出究竟是因公挪用,还是侵渔入私的结果,并有“三年补完”的宽限,可曹兆页 怎么早在雍正二年元月初七日的《谢恩折》上,情词悲切地说是“身负重罪,碎首无辞”,惟有感泣“待罪”,分三年将织造补库带完呢?这指的显然不是老账,而是因所谓“行为不端”造成的新账亏空。其原因就是两淮盐政谢赐履在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《奏明解过织造银两折》中说的:

  康熙六十一年,前任盐臣魏廷珍曾两次解过苏州织造银五万两,并称:再本年六月内奉有停止江宁织造之文(指停止向江宁织造解交盐政库银)查前盐臣魏延珍经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两,臣任内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两,亦将情由咨明,部议行令臣向江宁织造催还,臣节次咨催,差催杳无一字回复。窃思行止之文若经知会江宁织造即不应混催,混收,即收之后,竟不回复,则银钱从何着落?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查李煦亏空案内并追,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,行令曹兆页 解还户部。

  根据这份奏折,停止向江宁织造解交库银之文,应该是在雍正元年六月,即下令查抄李煦之后,说明曹兆页 两次混催,混收盐政库银,是在雍正元年六月至十二月初一,谢赐履奏明此事之前的半年内,而这个直到雍正五年还被噶尔泰奏称“年少无才,遇事畏缩“的曹兆页 ,为何如此大胆竟敢在雍正谕令清厘亏空之后,还两次混催混收了八万五千余两盐政库银,而屡次咨催,差催解还户部,竟无一字回复?再则从混收到行令催还才短短数月时间,八万多两银子究竟用到哪里去了。也总得有个着落,这看来其中必有隐情,最大可能性是为给李煦填补亏空而混收的。因从李煦所奏的钱粮情况看,曹寅死后江宁织造钱粮,几乎一直由李煦操纵掌控,如同两家混用。李煦在雍正元年三月被下令革职查办,其家人亦被捕入狱,此时正在严审追查,而原报的数十万两陈年老账如何填补?对此曹兆页 继母李氏必心急如焚,在这种情况下,既是舅父,又是继任江宁织造的推荐人,遭此大难即或继母李氏不指使,曹兆页 也碍着面子情非得已。恐怕这就是他大胆混催的真正原因。加上此事又发生在谕令全国除陕西省外,普遍清厘亏空之际,雍正见到谢赐履如此奏报岂不龙颜大怒,要立刻将他治罪,也许因其年少才恩准“待罪”分三年清补,因此才有曹兆页 于次年正月初七日的那份《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》,并在其中情词悲切地说:

  奴才实系再生之人,惟有感泣待罪,只知清补钱粮为重,其余家口妻孥,虽至饥寒迫切。奴才一切置之度外,在所不顾,凡有可以省得一分,即补一分亏欠,务其于三年之内清补,全完以无负。

  雍正亦在此奏上批道:“只要心口相应,若果然如此,大造化人了”。这说明他“待罪”的原因既不是原遗留的亏空老账,也不是他犯了什么“政治罪”,所以才把他交给怡亲王允祥监管,并在他雍正二年的《请安折》上告诫;要他“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……若有人恐吓诈你,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,况王子甚疼怜你”云云。倘若他真与当时的皇室斗争有什么关连,或以为他与平郡王纳尔苏的削职案有什么联系的话,革职被抄之事就不可能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下令。何况在“待罪”三年中,曹兆页 还每年上京解送织造缎匹,陛见雍正以及向两淮盐政噶尔泰口传圣谕等。就被抄这年也还两次上京。而问题就出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,他第二次上京负责解送江宁,苏州、抗州三处织造龙衣时,据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报:“抗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,经过长清县等处,于勘合外,多索夫马,程仪骡价等项银两”。雍正认为“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,其他经过地方,自必照此应付”。而曹兆页 本系施恩“待罪”之人,钱粮未清又如此需索,行为不端,岂不火上加油?于是便著革去织造之职交部严审,并于当月二十四日下令:

  江宁织造頫\,行为不端,织造款项亏空甚多,朕屡次施恩宽限,令其赔补,伊尚感激朕成全之恩,理应尽心效力。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,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,企图隐蔽,有违朕恩,甚属可恶!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兆页 家中财物闭封看守,俟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后处理。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,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,转移家财,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,著范时绎严拿,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,不得怠忽,钦此。

  这份谕令是曹兆页 在京受审时下的,其中并未指责他犯什么“政治罪”,所谓“行为不端”,即指他混收库银,多索银两及暗移财物等事。关于山东途中多索银两之事,也许是他们长期“混账风俗惯了”以成积习,此次才被山东巡抚奏达天听;也许因宽限三年将满,想乘此机会多索得一分,即“可省得一分、补一分亏欠”。至于说他“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,企图隐蔽”。看来也是事实,并非雍正在找治罪的借口。这其中有两种可能:一是曹頫\“感泣待罪”曾向雍正承诺“只知清补钱粮为重”,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,置之度外,在所不辞。而继母李氏和兄嫂马氏两代遗孀,此时却不得不为日后生计考虑,在他几次上京运送龙衣时,曾经转移过部分家产,被人奏报。二是曹頫\仅靠一百零五两织造年俸和月米五斗维持家人百余口的开销,此时并无其他经济来源,分三年补完的八万五千多两库银,每年得筹集二万八千余两,钱从何来?因此在待罪清补过程中,亟有可能曾变卖或典当过部分家产财物,也象书中王熙凤那样用以放贷取利筹措银两,曾被人指为暗移家产。关于这一点从抄家的结果看亦可印证。因据隋赫德在《细查曹兆页 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》中说:“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(包括曹寅原在北京、苏州、杨州等处购置)共四百八十三间;地八处(包括原奏报的江南含山县二百余亩,芜湖县一百余亩,通州典地六百亩等)共计十九项零六十七亩,家人大小男女共百十四口,余则桌、椅、床、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,并无别项……外有所欠曹兆页 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”。另据《永宪录续编》记载:曹頫\“因亏空罢任,封其家资,止银数两、钱数千、质票值千金而已,上闻之恻然”。

  红楼人物

  金陵十二钗正册:林黛玉(判词)、薛宝钗(判词)、贾元春(判词)、贾探春(判词)、史湘云(判词)、妙玉(判词)、贾迎春(判词)、贾惜春(判词)、王熙凤(判词)、巧姐(判词)、李纨(判词)、秦可卿(判词)

  红楼梦曲:引子、枉凝眉、终身误、恨无常、喜冤家、分骨肉、虚花悟、乐中悲、世难容、聪明累、留余庆、晚韶华、好事终、飞鸟各投林

  金陵十二钗副册:甄英莲(香菱判词)、平儿、薛宝琴、尤三姐、尤二姐、尤氏、邢岫烟、李纹、李绮、喜鸾、四姐儿、傅秋芳

 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:晴雯(判词)、袭人(判词)、鸳鸯、小红、金钏、紫鹃、莺儿、麝月、司棋、玉钏、茜雪、柳五儿

  十二贾氏:贾敬、贾赦、贾政、贾宝玉、贾琏、贾珍、贾环、贾蓉、贾兰、贾芸、贾蔷、贾芹

  十二官:琪官、芳官、藕官、蕊官、药官、玉官、宝官、龄官、茄官、艾官、豆官、葵官

  十二家人:赖大、焦大、王善保、周瑞、林之孝、乌进孝、包勇、吴贵、吴新登、邓好时、王柱儿、余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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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要情节:黛玉入府、梦游太虚、元妃省亲、宝玉挨打、宝钗扑蝶、共读西厢、黛玉焚稿、湘云醉眠、可卿之死、紫鹃试玉、探春理家、惑馋抄园、

  脂批红楼梦每回原文解读

 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五十、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五九、六十、六一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、六六、六七、六八、六九、七十、七一、七二、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、七七、七八、七九、八十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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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评论列表(共5条评论):

  • 乌雅国源     发布于 2021-05-26 07:08:14  回复该评论
  • 报,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,企图隐蔽,有违朕恩,甚属可恶!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兆页 家中财物闭封看守,俟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后处理。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,
  • 花一瑾     发布于 2021-05-26 07:08:14  回复该评论
  • 屡次施恩宽限,令其赔补,伊尚感激朕成全之恩,理应尽心效力。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,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,企图隐蔽,有违朕恩,甚属可恶!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兆页 家中财物闭封看守,俟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后处理。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,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,转移家财,倘有差遣之人到彼
  • 邹采绿     发布于 2021-05-26 07:08:14  回复该评论
  • 能补完。然而此时康熙因皇储之争,已弄得昼卧不宁,连自己的饮食起居,也被皇子派人监视探听,李煦伏求之事,已再也顾不得了。  通过上述对李煦钱粮亏空问题的大致疏理,他兼理盐政八任所获的余银数百万两,除弥补接驾亏空和部分织造费用之外,究竟滥用于何处?若说是置家产,据后来查抄,“全部估银”也
  • 所子舒     发布于 2021-06-04 05:18:22  回复该评论
  • 二十一年四月,曾由江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,二十四年清王朝政府对外开放海禁时,就在粤海、闽海、浙海、江海四外开设海关机构,当时多数外国货物经港,澳由广州输入,李士祯任广东巡抚期间曾发布过“分别住行赋税的报告”,并以官设牙行(指官商或皇商)与外国商人接触活动频繁,其中接待外国贡使,接受西洋贡品亦正是当地巡
  • 公良忆秋     发布于 2021-06-04 05:18:23  回复该评论
  • 问题的大致疏理,他兼理盐政八任所获的余银数百万两,除弥补接驾亏空和部分织造费用之外,究竟滥用于何处?若说是置家产,据后来查抄,“全部估银”也才“十二万八千四百余两”,由此可以看出所谓“历年应酬众多”,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