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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斯年《再论所谓“国医”》原文欣赏

  再论所谓“国医”

  8月5日我在《大公报·星期论文》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,叫做“所谓‘国医’”,引起了一群“所谓‘国医’”的攻击,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,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,肆力作个人攻击。和国医谈科学,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,皆所谓对驴弹琴,白费精神,我所不取。然《大公报》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,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。且前一文中,我犹未尽之意,亦应再补充说几句。

  前文中最使所谓“国医”们反感者,在乎我说“国医”中无病理、缺诊断,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。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,人人共见的,不待辩论,也不容辩论。其要强作辩论者,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,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。所谓诊断者,除脉搏、呼吸、温度、血压、大小便、血液、内脏声音,各种普通考察外,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,而微菌之检查,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紧要的诊断。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,而这些诊断的经程,除脉搏外,又皆国医所不知,或不确知。即脉搏一事,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,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,乃全然荒谬。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,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“寸,关,尺”,靠区区三个指头,看定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,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。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,如投函《大公报》的赵寒松先生,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,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,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,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?更试统计一下子,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?事实俱在,不容讳饰。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,不能验微菌,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,如何去诊断?呜呼,国医的诊断!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,一解割,二生理,三微菌学,四实验药物学(依发达之次序),而手术之能,用具之精,尤为旁面的要件。病理学非他,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,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。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,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,而各部细胞相维,成就生命的作用,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,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,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,则成疾病。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,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。若其中各部的病理,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,历多年的求证反证,而得最后之结果。到了现代,病理学已是一个有系统的训练,并不是些零碎不相关的知识;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,并不是些遗传的说话;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(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,以改进),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。至于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(William Harvey,1578—1658)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,遑论近代的生理学、微菌学、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。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,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哪里?如《巢氏病源》等书之枝节破碎,算得上科学知识吗?若说那些五行、六气便算病理学,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,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。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、无诊断,非一疑难之问题,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。此中辩论,白费精神!国医先生若要护法,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。

 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,也是件明显的事实。近代科学分门别类,范围极大,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,其不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之不同,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。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,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,保持同样的纪律。几件显明的情形说:

  第一,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,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,具有一种界说,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,凭心改动,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,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。

  第二,每立一语,必成一种“命题的含义”,即一种逻辑上可通,实质上有所托,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,不容幻想、比喻在其中。因为幻想、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辩证的。

  第三,每一理论,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,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,在不能实验的科学,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,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。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,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,而每一科学事实,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,世上无任何一种独立的科学事实。

  第四,因为近代科学不是容纳幻论与空语(Verbalism)的,而是遵逻辑的程序,依实质作步程的,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,能预定(Prediction),能管理(Control),是其明显的本领。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,为医学之基础者,是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、人体生理、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。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,到医本科时,所受训练,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。本科完后,继以病床实习,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。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,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。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,无异将近代物理学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,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。持国医论者,自觉所否认者为“西医”,殊不知所否认者,并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解剖、生理皆在其内。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,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,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。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,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。若“国医”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?它的解剖是什么?犹不知神经系。它的生理是什么?犹不知血液循环。它的病理是什么?犹不知微菌。它的物理是什么?阴阳、五行、六气!如此的一个系统——放宽来说,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字——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,因为玄学的系统,也有严整的训练的。只是一束不相干,一束矛盾。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,无异对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,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,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。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,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之也。

  傅斯年《再论所谓“国医”》原文欣赏

 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,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。学校中的物理,是近代的物理,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,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、植物学,并不是《本草》。学校中的知识训练,是应依逻辑的要求,在科学的系统中者,不应是些似解非解、支节缺陷的杂乱知识。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、化学教得好,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之心中,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,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,即不会再信凭借此类玄谈的汉医。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,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的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,闭眼胡说。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,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、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!故今日“国医”犹有如许大之势力!“国医”之有势力,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。

  《大公报》所载的两篇文字,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《评傅孟真所谓国医》,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。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,这真是“儒医”的正统观了。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,请读者开开眼界。

 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

  中医公会之投书

 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,不可谬指为非是。居不公之理,不可硬迫以强权,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。异哉!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。

  当傅君投稿《大公报》,于8月5日披露之时,敝会全体激愤,即会拟一稿,亦以痛骂之辞驳之,除在敝会刊行《国医正言医报》第四期登载外,仍投函《大公报》,请予秉公登载。而《大公报》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,辞涉激愤,未予登载。而敝会之公愤,又不能钳口使平,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,以学理辩论,以作缓沖之意,庶可达两全之谊焉。

  溯吾国医药之学,创始于神农,大成于岐黄,又有秦张诸圣继起,调摄护卫民生,以至于今,已将及六千年之久。吾国人数之蕃庶,甲于环球者,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。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,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,乃尝药辨性,竟尝至鸩毒而殁,其救世之热诚,亦良苦矣。神农殁,其子孙继位,传八世至榆罔,其臣蚩尤,精魔术,叛榆罔,榆罔不能制,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。黄帝为西域诸侯,起兵救民,灭蚩尤,臣民推戴为帝,榆罔遂逊位焉。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,精于燮理阴阳之术,是哲学之极顶也;五运六气之法,即其所创著,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。五运主天气而下降,六气主地气而上升,阴阳气化相合,得其平,则生万物而无病;阴阳气化不相合,即不得其平,则害万物而有病。天气属阳,故借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;地气属阴,故借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。然有主客之别,主运主气,只管本年分配定位;而客运客气,随岁建干支为转移。所以预测气候,与时令疾病者也。

  敝会同人,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,凡遇疫病流行之年,所治多愈。不知此秘诀者,所治多死,西医不知,故治瘟疫、伤寒、喉痧、母子血病、小儿惊风、大人半身不遂等病,举手便错,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。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,乃不知其原理,竟强诬为非是,不得实效之信仰,而运动伟人,反压迫以强权,西医之能力,亦不过如是。气化之秘诀,概不知也,如无气化,则万物皆不生,何况人乎?以上所言五行、六气之说,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,其详细之法,尚非简文所能罄,至六气之作用,经赵寒松先生,于8月13日登载《大公报》,兹不多赘。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,皆典籍所较,凿凿有据。较之傅君所云,在唐时受印度中亚(中亚究是何处)的影响,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,不可同年语矣。且医圣之道,是济世之真法,凡吾国人,无论为医与否,皆当努力保护之,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,乃为仁者之行也。彼忍心摧残铲除者,是废毁圣道,与吾族人为敌也。吁!其亦自知也哉。

 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,8月18日

  读妙文至此,真叹观止矣。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,因为赵君作中医、西医之截搭八股,强合不可合者,实不能自完其说。此文赤裸裸地表演“国粹”,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,还不失自成一派。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,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,以巫卫巫,可成一种“周始圈”,自己快乐于其中,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,此我之佩服陈公也。我于此仅有两句话,其一,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,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,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?其二,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,敢敬告之曰,中亚者,东亚之西,西亚之东,南亚之北,北亚之南也。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、西牛贺洲之何地,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,鄙人愧不能也。

 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做三段,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,此等语调,值不得讨论。第一点是支持五行、六气论,第二点是说“国医”也有病理学。请先谈第一点,赵君说,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只不过是代表心、肝、脾、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”。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!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,每谈到五行,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,火性炎上,相生相克,等等。何曾不是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字做文章?虽以五行配五脏,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用来?至于赵君论六气,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,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,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,更把桂枝汤、茯苓汤等等《汤头歌诀》加在底下。这个三段组织,全是不相衔接的。敢告赵君,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,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,其中的单个名词,若赵君所用之“神经”、“汗腺”、“动脉”、“贫血”等,若一旦为国医剽窃,离开它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。敢问赵君,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,生理学,微菌学?若然,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?若不预备全部接受,而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,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“哲理”合作?或者中医本不嫌“一束矛盾”,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。若果然,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。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,杂汇新旧名词。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,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,寒暑是温度,湿燥是湿度(Humidity),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,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。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,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,东拉西扯讲的。中医用此6字,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,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为六体,与身体上机关相配,布成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一般的阵势。至于内因的六气,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,结果说上些“内因的风,为神经发病的变态”、“寒为贫血的现症”等等怪话,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生理名词,如何发噱。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:

  火为极热,几至于燃烧之谓。例如汤火灼伤(按此是用火的本义)或气候奇热,温度特高,触动人体内部的热,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(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)。

  寒为贫血的现症,以神经沉滞,动脉血行迟缓,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,必致恶寒,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,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,是谓虚寒。

 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。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,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,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。这样的立场,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,那些虽是神话,却是一派,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。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!他说:

 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,中医则除花柳、瘟疫、喉痧、白喉、霍乱、痢疾、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,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,则认定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。

  此处赵君所谓“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”一语中,致字下,病字上,应加传染性三字,否则根本无此“西医”。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“确有病菌”,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?此本小事,可以不论,论其大义。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以外之病之有无病菌,不是辩论的题目,也不是想象的语言,而是显微镜下,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。到了今天,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,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?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,好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,一个说由于甲,一个说由于乙。巴斯得说,都不是,而是由于微菌。大家不以为然。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,辩论就此结束了。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,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向之后!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,只是引些书名,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,而曰“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,真是汗牛充栋”。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、希腊算起,更是汗牛充栋。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,退位让贤,只保持“历史的兴趣”耳。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,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,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,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,复不能举其要义,只乞灵于书名,则亦不须辩解了。

  最后赵君出一下策,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,而曰“以上两段议论,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,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诊所的西医”。须知天下妄人,何国蔑有。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有大威权的人,犹可重视,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。其自叙曰“长女以疫痢殇,恨医之无术,中怀沮丧,涉月经时,精神几至溃乱(按,颇有自知之明),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《医界铁椎》(按,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,非得之于近代医学),始发愤学汉医。经十有八年,其间虽流转四方,穷困备至,未尝稍易其志”。国医学者乞灵于此,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。譬如那位照空法师,固是说他是白脸浅发的人,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剃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?自己说不出道理来,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,洋人之序。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,斥此为“剧场偶像”!

  其实与“国医”辩论“国医”,既动了他们的“职业心座”(Professional Complex),又无法折中于逻辑,诉之于近代科学,本是极无聊的事,我也就此为止,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。

  所谓“国医”者,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、某某名士,然后“交游攘臂而议于世”。其尤荒谬者,乃谓西医束手,彼能治愈。问其治愈之法,则旧草帽一百顶也,女人的月经布也,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……真能想入非非,无奇不有。我以为“治愈”一事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,如引“治愈”为自己作支持,必须先分析所谓“治愈”究是如何情态。

  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,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,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,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,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。近代医学的“治愈”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。所谓治愈者,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。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,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,效果之表现如何形态。第三要问痊愈在何时,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。如是治不愈的例子,更要分析此等治不愈人之身体情形。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,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,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,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。有如此之复杂情形,“治愈”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,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。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医学组织,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,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,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。“治愈”两个字,在科学的分解之下,说来甚难;在妄人,说来却极容易。

  退一步论,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、那病,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哪里呢?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,大致如下: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,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,“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”。怀疑论者反问道,“那些个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哪里呢”?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,则当问之曰,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?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,又是谁之责任呢?

  更有一种妄人,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,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,是“国医”的成绩!这尤其是“目不识丁”的胡说了。人口繁殖律,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,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它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。假如“国医”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,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、欧、非洲了。诚然,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,更有其他原因,内乱、外患、经济的制限,等等,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?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,此中消息可自己明现了。

  谈到“治愈”问题,又有一个自然事实,易为庸医所窃用——此却不分中医、西医——就是自身治愈之力量。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本领是很大的,越年少,这力量越大,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,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,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,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。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,即传染病(即有病菌者)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。例如肠窒扶斯、肺炎,等等,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,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,待其自愈。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,第一是手术,第二是杀菌,第三是对付传染病。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,现在虽机体有明了的诊断,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。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,它不自诩天下的病它都能治。不若《伤寒论证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等诞妄书,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。此虽可适应愚夫、愚妇之心理,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。

 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,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。

  凡是改良,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。蒿子可以接菊花,粗桃可以接美桃,因为在植物种别上它本是同科同目的。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!西医之进步,到了现在,是系统的知识,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。它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。若接受,只得全接受。若随便剽窃几件事,事情更糟。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。清末,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,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,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。但是此公不知杀菌——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——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,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。适逢白喉盛行时,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,于是一阵大紊乱,校医开除,学校放假!这固然是极端的例,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,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,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。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论,略解物理、化学、生理者,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。作洋化八股尚可,真正拿来病床实验,可就万分危险了。

 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,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,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,及阴阳六气之论,是不是准备放弃?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、病理、微菌,各学问,是不是准备接受?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,既接受一面,自必放弃一面。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、病理学、微菌学,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、阿司匹林药饼,算什么改良的中医?若接受了这些科学,则国粹的脉气论、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?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?

 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?行医的中医在哪里改良过?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工夫(医预科四年,医本科四年,或五年),读上几部《内经》、《本草》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,哪有闲工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?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,他更哪能取以改良中医?“改良中医”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。

 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。有人常说,汉医的经验方剂中,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。这是当然,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。即如提净的麻黄,这在“西医”中算是时髦的药了。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,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;其病床应用,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,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。又如以海藻治瘰疬,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,在西洋甚后(汪敬熙先生告我),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,今用纯碘,海藻无须用了。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。研究中药,第一,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;第二,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;第三,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——即提净之精——试之于动物,试之于病床。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,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,所需手续当是如此的,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“国医家”相干的。

 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,还未曾说到它的积极的害事。其实责备中医——或西医——把人治死,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。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,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。若说中医把人治死,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、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。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!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,真是每况愈小,由两而钱,由钱而分,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,说不会动刀、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,真正太恭维他们了,他们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,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,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。因此我在前登《大公报》的一文中,才提出政府的责任,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。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。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,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。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,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。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,反引起些中医、西医优劣论。这本是同治、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,到现在还成问题,中国人太不长进了!

  (原载1934年8月26日、9月16日《独立评论》第一一五、一一八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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